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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第2页）

你说它是史学也好，哲学也罢，我都不反对——倘若此文对正经史学家哲学家有了得罪之处，我深表歉意——但你不该否认它有成为棍子的潜力。

想当年，像姚文元之类的思想流氓拿阶级斗争当棍子，打死打伤了无数人。

现在有人又在造一根漂亮棍子。

它实在太漂亮了，简直是完美无缺。

我怀疑除了落进思想流氓手中变成一种凶器之外，它还能有什么用场。

鉴于有这种危险，我建议大家都不要做上帝梦，也别做圣人梦，以免头上鲜血淋漓。

对于什么叫美好道德、什么叫善良，我有个最本分的考虑：认真地思索，真诚地明辨是非，有这种态度，大概就可算是善良吧。

说具体些，如罗素所说，不计成败利钝地追求客观真理，这该是种美德吧？知识本身该算一种善吧？科学知识分子说这就够了，人文知识分子却来扳杠。

他们说，这种朴素的善恶观，造成了多少罪孽！

现代的科技文明使人类迷失了方向，科学又造出了毁灭世界的武器。

好吧，这些说法也对。

可是翻过来看看，人文知识分子又给思想流氓们造了多少凶器、多少混淆是非的烟雾弹！

翻过来倒过去，没有一种知识分子是清白无辜的。

所以我建议把看不清楚的事撇开，就从知识分子本身的利害来考虑问题——从这种利害出发，考虑我们该有何种道德、何种信念。

至于该给老百姓（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灌输些什么，最好让领导上去考虑。

我觉得领导上办这些事能行，用不着别人帮忙。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对信念的看法是：人活在世上，自会形成信念。

对我本人来说，学习自然科学、阅读文学作品、看人文科学的书籍，乃至旅行、恋爱，无不有助于形成我的信念，构造我的价值观。

一种学问、一本书，假如不对我的价值观发生作用（姑不论其大小，我要求它是有作用的），就不值得一学，不值得一看。

有一个公开的秘密就是：任何一个知识分子，只要他有了成就，就会形成自己的哲学、自己的信念。

托尔斯泰是这样，维纳也是这样。

到目前为止，我还看不出自己有要死的迹象，所以不想最终皈依什么——这块地方我给自己留着，它将是我一生事业的终结之处，我的精神墓地。

不断地学习和追求，这可是人生在世最有趣的事啊，要把这件趣事从生活中去掉，倒不如把我给阉了……你有种美好的信念，我很尊重，但要硬塞给我，我就不那么乐意：打个粗俗的比方，你的把把不能代替我的把把，更不能代替天下人的把把啊。

这种看法会遭到反对，你会说：有些人就是笨，老也形不成信念，也管不了自己，就这么浑浑噩噩地活着，简直是种灾难！

所以，必须有种普遍适用的信念，我们给它加点压力，灌到他们脑子里！

你倒说说看，这再不叫意识形态，什么叫意识形态？假如你像我老师那么门儿清，我也不至于把脑袋摇掉，但还是要说：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笨，总要留点余地呀。

再说，到底要灌谁？用多大压力？只灌别人，还是连你在内？灌来灌去，可别都灌傻了呀。

在科技发达的二十一世纪，你给咱们闹出一窝十几亿傻人，怎么个过法嘛……据野史记载，中亚古国花剌子模有一种古怪的风俗，凡是给君王带来好消息的信使，就会得到提升，给君王带来坏消息的人则会被送去喂老虎。

于是将帅出征在外，凡麾下将士有功，就派他们给君王送好消息，以使他们得到提升；有罪，则派去送坏消息，顺便给国王的老虎送去食物。

花剌子模是否真有这种风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故事所具有的说明意义，对它可以举一反三。

敏锐的读者马上就能发现，花剌子模的君王有一种近似天真的品行，以为奖励带来好消息的人，就能鼓励好消息的到来，处死带来坏消息的人，就能根绝坏消息。

另外，假设我们生活在花剌子模，是一名敬业的信使，倘若有一天到了老虎笼子里，就可以反省到自己的不幸是因为传输了坏消息。

最后，你会想到，我讲出这样一个古怪故事，必定别有用心。

对于最后一点必须首先承认。

从某种意义上说，学者的形象和花剌子模信使有相象之处，但这不是说他有被吃掉的危险。

首先，他针对研究对象，得出有关的结论，这时还不像信使；然后，把所得的结论报告给公众，包括当权者；这时他就像个信使。

中国的近现代学者里，做“好消息信使”

的人很多，尤其是人文学者。

比方说，现在大家发现了中华文化是最好的文化，世界的前途倚赖东方文明。

不过也有“坏消息信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