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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章（第2页）

完全可以想到，按照性格的逻辑，这样一个人会怎样对待他的下属。

在他眼里，我除了是一架写材料的机器外，还是一个听差。

他随时可能来敲我的宿舍的门，支使我立即去做一件琐事，比如去找某个领导到食堂参加会餐，去找电工修理办公室的电灯，诸如此类。

我算得好脾气，尽量不和他公开冲突，但心情常被他的猥琐之态败坏。

因此，当我被下调到处在荒僻之地的党校时，感到的是解脱的愉快。

我是1974年8月调到党校的。

这里是县五七干校的原址，在中峰公社的一片田野上，四周人烟稀少。

党校一共四人，一个校长，两个教员，一个会计。

雇了一个傻子当炊事员，因为实在太傻，不久就辞退了，我便在会计家里搭伙。

一到夜晚，周围黑洞洞的空旷一片，萤火虫一闪一闪，蛙和昆虫们单调地鼓噪着，我独自坐在屋子里，真感到与世隔绝，心里淡泊极了。

屋子十分简陋，久无人住，老鼠猖獗，蚊蝇和各种虫子乱飞，苍蝇在桌上、书上、身上、脸上拉屎。

屋前一条脏水沟，农民在上游饮牛、洗粪桶，天旱时浑若泥浆，那是我们的日常饮用水。

从物质条件看，当然比在县城差了许多。

但是，摆脱了写材料的差事，能够自己支配大量时间，这比什么都好。

更使我庆幸的是，我的新上司唐开嶟是一个难得的通情达理的人。

他出身农民，身上仍有农民的种种缺点，例如爱占小便宜之类。

我最受不了的是他不讲卫生，进我的房间，一边抽烟，一边满地吐痰。

然而，可贵的是他还保持着农民的朴实，尊重常识，我们对县里许多现象的看法都比较一致。

他对理论怀有天真的兴趣，多少还识货，以欣赏的态度放手让我讲课，在讲课之外不支使我干各种琐事。

在他手下工作，我的心情比以前舒畅了许多。

相比之下，我也比较喜欢讲课，因为多少能够自主。

讲课的题目当然是规定了的，所谓紧跟形势，例如毛泽东号召学马列时，讲《反杜林论》和《国家与革命》，批林批孔时，讲儒法斗争，但怎么讲就由我自己决定了。

我备课是十分认真的，比如要讲儒法斗争，我就读《论语》、《韩非子》、《史记》等书，在此基础上写讲稿，而决不是照抄报纸。

其实我这样做是出于强烈的私心，就是不想做一架单纯的宣传机器，每讲一个题目，自己一定也要有收获。

正因为如此，我的讲课就比较有内容，受到了广泛的欢迎。

在去党校前，我在县城里就以讲课出了名，各个单位纷纷请我去上辅导课。

到党校后，这个名声就传遍了全县的农村地区，因为县党校的主要任务是培训农村的大队干部，我们还时常下到公社去为农村党员办班。

我本来担心自己有学生腔，农民听不惯我的课，其实不然，他们往往听得津津有味，用他们的话来说，是一点瞌睡也没有。

走在街上，常常会遇到听过我的课的农村干部，走过来告诉我，说我讲课最生动实际，他们最爱听我的课。

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一向听到的基本上是政治口号和官样文章，有了一个对比。

我心里当然明白，我的讲课充其量仍然是比较有内容的政治宣传，与我所想望的理论研究和精神创造完全是两回事。

七婚爱风波

我对爱情一直怀着浪漫的憧憬。

在我的想象中，我的爱情应该是充满诗意而又与众不同的。

离开学校后，看到周围的大学毕业生们都急于娶妻生子，我心里十分鄙视。

我对自己说，我可不愿像他们那样把自己变成一头牛，去拖家庭的破车。

我一定要为自己保留一份珍贵的权利，等待茫茫人海中那个唯一者出现。

然而，在资源呆了不到一年，第一次走出深山，在桂林的街头徜徉，我的决心就动摇了。

十月的桂林，空气中飘散着甜甜的桂香，姑娘们仰起脸来，望着俏小的桂花，甜甜地笑了。

此情此景，突然使我感到异常惆怅，我发现自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