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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章（第2页）

教员阅览室有两层楼的书库，藏书十余万册。

于是在我八十多岁后，正是古人&ldo;含饴弄孙&rdo;的时候，我却开始向科研冲刺了。

我每天走七八里路，从我家到大图书馆，除星期日大馆善本部闭馆外，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坚冰在地，我从未间断过。

如是者将及两年，我终于翻遍了书库，并且还翻阅了《四库全书》中有关典籍，特别是医书。

我发现了一些规律。

首先是，在中国最初只饮蔗浆，用蔗制糖的时间比较晚。

其次，同在古代波斯一样，糖最初是用来治病的，不是调味的。

再次，从中国医书上来看，使用糖的频率越来越小，最后几乎很少见了。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把原来是红色的蔗汁熬成的糖浆提炼成洁白如雪的白糖的技术是中国发明的。

到现在，世界上只有两部大型的《糖史》，一为德文，算是世界名著;一为英文，材料比较新。

在我写《糖史》第二部分，国际部分时，曾引用过这两部书中的一些资料。

做学问，搜集资料，我一向主张要有一股&ldo;竭泽而渔&rdo;的劲头。

不能贪图省力，打马虎眼。

既然讲到了耄耋之年向科学进军的情况，我就讲一讲有关吐火罗文研究。

我在德国时，本来不想再学别的语言了，因为已经学了不少，超过了我这个小脑袋瓜的负荷能力。

但是，那一位像自己祖父般的西克（esieg）教授一定要把他毕生所掌握的绝招统统传授给我。

我只能向他那火一般的热情屈服，学习了吐火罗文a焉耆语和吐火罗文b龟兹语。

我当时写过一篇文章，讲《福力太子因缘经》的诸异本，解决了吐火罗文本中的一些问题，确定了几个过去无法认识的词儿的含义。

回国以后，也是由于缺乏资料，只好忍痛与吐火罗文告别，几十年没有碰过。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新疆焉耆县七个星断壁残垣中发掘出来了吐火罗文a的《弥勒会见记剧本》残卷。

新疆博物馆的负责人亲临寒舍，要求我加以解读。

我由于没有信心，坚决拒绝。

但是他们苦求不已，我只能答应下来，试一试看。

结果是，我的运气好，翻了几张，书名就赫然出现：《弥勒会见记剧本》。

我大喜过望。

于是在冲刺完了《糖史》以后，立即向吐火罗文进军。

我根据回鹘文同书的译本，把吐火罗文本整理了一番，理出一个头绪来。

陆续翻译了一些，有的用中文，有的用英文，译文间有错误。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我集中精力，把全部残卷译成了英文。

我请了两位国际上公认是吐火罗文权威的学者帮助我，一位德国学者，一位法国学者。

法国学者补译了一段，其余的百分之九十七八以上的工作都是我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