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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的乐趣（第5页）

但我有相反的想法。

假设历史上曾有一位大智者，一下发现了一切新奇、一切有趣，发现了终极真理，根绝了一切发现的可能性，我就情愿到该智者以前的年代去生活。

这是因为，假如这种终极真理已经被发现，人类所能做的事就只剩下了依据这种真理来做价值判断。

从汉代以后到近代，中国人就是这么生活的。

我对这样的生活一点都不喜欢。

我认为，在人类的一切智能活动里，没有比做价值判断更简单的事了。

假如你是只公兔子，就有做出价值判断的能力——大灰狼坏，母兔子好。

然而兔子就不知道九九表。

此种事实说明，一些缺乏其他能力的人，为什么特别热爱价值的领域。

倘若对自己做价值判断，还要付出一些代价；对别人做价值判断，那就太简单、太舒服了。

讲出这样粗暴的话来，我的确感到羞愧，但我并不感到抱歉。

因为这种人士带给我们的痛苦实在太多了。

在一切价值判断之中，最坏的一种是：想得太多、太深奥、超过了某些人的理解程度是一种罪恶。

我们在体验思想的快乐时，并没有伤害到任何人；不幸的是，总有人觉得自己受了伤害。

诚然，这种快乐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体验到的，但我们不该对此负责任。

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取消这种快乐，除非把卑鄙的嫉妒计算在内——这世界上有人喜欢丰富，有人喜欢单纯；我未见过喜欢丰富的人妒恨、伤害喜欢单纯的人，我见到的情形总是相反。

假如我对科学和艺术稍有所知的话，它们是源于思想乐趣的浩浩江河，虽然惠及一切人，但这江河绝不是如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为他们而流，正如以思想为乐趣的人不是为他们而生一样。

对于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为重要。

人当然有不思索、把自己变得愚笨的自由；对于这一点，我是一点意见都没有的。

问题在于思索和把自己变聪明的自由到底该不该有。

喜欢前一种自由的人认为，过于复杂的思想会使人头脑昏乱，这听上去似乎有些道理。

假如你把深山里一位质朴的农民请到城市的化工厂里，他也会因复杂的管道感到头晕，然而这不能成为取消化学工业的理由。

所以，质朴的人们假如能把自己理解不了的事情看做是与己无关的事，那就好了。

假如现在我周围的世界又充满了“文革”

时的军代表和道德教师，只能使我惊，不能使我惧。

因为我已经活到了四十二岁。

我在大学里遇到了把知识当做幸福来传播的数学教师，他使学习数学变成了一种乐趣。

我遇到了启迪我智慧的人。

我有幸读到了我想看的书——这个书单很是庞杂，从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一直到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地下小说。

这最后一批书实在是很不堪的，但我总算是把不堪的东西也看到了。

当然，我最感谢的是那些写了好书的人，比方说，萧伯纳、马克·吐温、卡尔维诺、杜拉斯等等，但对那些写了坏书的人也不怨恨。

我自己也写了几本书，虽然还没来得及与大陆读者见面，但总算获得了一点创作的快乐。

这些微不足道的幸福就能使我感到在一生中稍有所得，比我父亲幸福，比那些将在思想真空里煎熬一世的年轻人幸福。

作为一个有过幸福和痛苦两种经历的人，我期望下一代人能在思想方面有些空间来感到幸福，而且这种空间比给我的大得多。

而这些呼吁当然是对那些立志要当军代表和道德教师的人而发的。

＊载于1994年第9期《读书》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