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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方向刍议（第2页）

可是有一些同志，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再提了，认为过时了，甚至有的同志竟然将恩格斯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这一关于写人物的美学原则说成是机械的环境决定论，予以否定。

由于不再强调深入生活和反映现实，否定了五四以来的革命文学传统，不再谈文学的社会效益，加上一部分作家不肯在思想和理论修养上下功夫，对自己做较高要求，于是在被庸俗的通俗文学一派称为“正统文学”

中，一些不该有的现象出现了。

我试举以下几个现象做例子，请大家予以深思：

第一个现象是赤裸裸地描写性生活、性心理的作品愈来愈多了。

连男女中学生的性心理也成为文学的时髦题材。

原来，在三十和四十年代，我们的进步作家和理论工作者，他们从事文学活动不是为着金钱，不是为着迎合读者中的庸俗趣味，而是为着反帝反封建斗争，即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当时的进步作家，没有人讲什么超越现实，讲什么淡化主题。

作家们在国民党制造的白色恐怖中，以笔作武器进行斗争，宁肯遭受国民党的迫害、逮捕、监禁，甚至杀害，坚定地战斗，总是保持着铮铮铁骨，志节不移。

在抗日战争中，进步作家们都是救亡战士，以他们的作品唤起群众，鼓舞斗志。

当时的作家虽然成就有大小不同，但是被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应该说当之无愧。

如今有些通俗文学作者，以庸俗低级的趣味麻醉读者；有些原是写严肃作品的作家，在资产阶级自由化空气中经不起考验，转而赤裸裸写性心理和性行为，腐蚀青少年读者的心灵。

试问，这些同志，对青少年的思想品格教育负责了吗？

在去年下半年，许多人曾经预测今年是性文学年，许多刊物竞相组织稿子。

由于党中央及时做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重要决定和措施，将这一股歪风邪气压下去了。

五四以后的几十年间，不但革命文学阵营内部的作家们没有人赤裸裸地写性生活、性心理，连新月派、第三种人，甚至鸳鸯蝴蝶派，与我们不同道路的文学阵营的作家们也不写。

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有一位研究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博士名叫张竞生，写了一本《性史》，大大出名，随即被国民党政府查禁了。

但今天写性文学的作家，处身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时代，有的是共产党员作家，而热衷于为他发表小说的报刊和出版社都是在党的领导之下。

这种现象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深思吗？

第二个现象是脱离生活、违背生活随意编造。

文学作品应该深刻地反映生活，这是社会主义文学必须遵循的创作原则。

对于写生活，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都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这些创作经验中也包括了许多外国杰出作家的经验。

可是我们当代有些作者不重视、不学习这些经验，偏要盲目地移植和摹仿西方某些作品的写法，于是，随意编造的作品多起来了，甚至有的作品把古代人、现代人、外国人、中国人乱七八糟地混到一起，既不能反映现代生活，也不能反映历史生活，既不能反映中国生活，也不能反映外国生活，是既无艺术性又无思想性的十八扯，河南话叫作“胡闹台”

。

我们正在进行法制教育，而有的作品却在反封建、反官僚主义的理由下，为谋害他人生命者开脱罪责。

对这样的作品，我们有些报刊乐于介绍和吹捧，这反映出我们一些同志的头脑中，社会主义文学的观念十分淡漠了。

第三个现象是丧失群众观点，背离了大众方向。

最近几年，一部分诗人写出来的诗使读者读不懂了，理论家写出的理论文章使人读起来如堕五里雾中，最奇怪的是，小说也令人看不懂了，甚至连断句标点也不用了。

单以小说的语言问题说，我不妨谈一点历史常识。

我国的近代小说，起源于宋、元说话人的口头小说，他们使用的底本叫作“话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