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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写大事大情大理兼谈文学与政治（第1页）

“人民日报70年文艺评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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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写大事、大情、大理

——兼谈文学与政治

梁衡

近年编书之风日盛。

一编者送来一文选，皇皇三百万言，分作家卷、学者卷、艺术家卷，共八大本。

我问：“何不见有政治家卷？”

问过之后，我不由得回视书架，但见各种散文集，探头伸脖，挤挤擦擦，立于架上，其分集命名有山水、咏物、品酒、赏花、四季、旅游等，只一个“情”

字便又分出爱情、友情、亲情、乡情、师生情等，恨不能把七情六欲、一天二十四小时、天下三百六十景都掰开揉碎，一个颗粒名为一集。

“选家”

既是一种职业，当然要尽量开出最多最全的名目，标新立异，务求不漏，这也是一种尽职。

但是，既然这样全，以人而分，歌者、舞者、学者、画者都可立卷，以题材而分，饮酒赏月，卿卿我我，都可成书，而政治大家之作，惊天动地之事，评人说史之论，反倒见弃，岂不怪哉？如果把文学艺术看作政治的奴仆，每篇文章都要与政治上纲挂线，文学必须为政治服务，当然不对。

但是如果文学远离政治，把政治题材排除在写作之外，敬而远之，甚至鄙而远之，也不对。

政治者，天下大事也。

大题材、深思想在作品中见少，必定导致文学的衰落。

什么事能激励最大多数的人？只有当时当势最大之事，只有万千人利益共存共在之事，众目所注，万念归一，其事成而社会民族喜，其事败而社会民族悲。

近百年来，诸如抗日战争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人帮”

的覆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香港回归等，都是社会大事，都是政治，无一不牵动万众，激动人心。

夫人心之动，一则因利，二则因情。

利之所在，情必所钟。

于一人私利私情之外，更有国家民族的大利大情，即国家利益、民族感情。

只有政治大事才能触发一个国家民族所共有的大利大情。

君不见延安庆祝抗战胜利的火炬游行、1949年共和国成立庆典上的万众欢呼雷鸣、1976年天安门广场上怒斥“四人帮”

的黑纱白花和汪洋诗海、香港回归全球所有华人的普天同庆，这都是共同利益使然，一事所共，一理同心，万民之情自然地集中爆发与流露。

文学家艺术家常幻想自己的作品能够使洛阳纸贵、万人空巷，但便是许多部最激动人心的作品加起来，也不如一件涉及国家、民族利益的政治事件牵动人心。

作家、艺术家既求作品的轰动效应，那么最有力的办法，就是找一个好的依托、好的坯子，亦即好的题材，借势发力，再赋以文学艺术的魅力，从大事中写人、写情、写思想，升华到美学价值上来，是为真文学、大文学。

好风凭借力，登高声自远，何乐而不为呢？文学和政治，谁也代替不了谁，它们有各自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