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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被刺激的欲望（第3页）

从那一刻起，数字化生活就占据了主导作用。

用餐者拿出手机，连上最近的Wi-Fi（一种无线数据传输技术），开始搜索信息，或者查看有没有人给他们的脸书状态“点赞”

。

他们常常忘了桌上的菜单。

于是，当服务员问他们要不要点餐时，大多数人会说再等等。

21分钟后，他们才准备点餐。

其中，有26人花上3分钟时间给食物拍照。

有14个人相互拍下吃饭的样子，要是照片照模糊或者照得不好看，还要重照一遍。

在所有用餐者中，有将近一半的人会请服务员帮他们照合影。

服务员照相时，会不会再多照几张呢？剩下的一般人把菜退回厨房，抱怨菜凉了。

（其实是因为，他们10分钟都只顾玩手机，不记得吃饭。

）等他们结完账，不像2004年那样要等5分钟，而是要等20分钟才会离开。

用餐者出门时，有8个人因为思想不集中，撞上其他用餐者、服务员或桌椅。

失衡点出现了？没错，这也是美国现在非常盛行的现象。

我在职业生涯中一直在探索的文化夸张现象，不仅存在于不同社群中，也存在于几代人之间。

几乎可以预测，不同的社群总会呈现不同的特点。

大体说来，在美国，共和党政府后就是民主党政府；在英国，保守党执政后，就是工党接管。

纠正“不平衡”

的这种无意识反映，也影响了我们的穿戴。

这一代喜欢修身牛仔裤和宽领带，下一代就会喜欢宽松裤子和窄领带。

这一波年轻人在青少年时期不留胡子，下一波年轻人就会一脸胡茬或者留着乱乱的络腮须。

我曾在世界最偏远的地区之一——俄罗斯——执行复杂的工作任务。

想想柏林墙倒下后的俄罗斯历史，我不由得想起“不平衡”

这个话题。

在接到一个电话后，我开始了一次俄罗斯最东部地区的旅行。

整个通话过程像拍电影，不过，写台词的一定是个糟糕的网络作家。

电话那头是位俄英口译员的声音。

他身后是自己的老板——一位莫斯科商人。

那位商人想在俄罗斯开展一项新业务，目标是每年至少产生10亿美元的收益。

我问了一个简单的问题——什么业务？那人说全看我自己。

几天后，我和那位商人达成一项协议：我飞到俄罗斯，花几周时间采访俄罗斯消费者，看看能不能开发新业务。

也许，我甚至要看看，能不能发现未知的国家需求或欲望。

我的任务就是如愿以偿地发现一项能盈利的新业务。

消费者需求和国家需求之间有什么区别？这要看情况。

不过，这二者通常是交叉的。

一项新业务通常源于文化失衡或夸大——某样东西太多或太少——这意味着，在社会上，这样东西不是缺失了，就是受阻了。

就这样，把小数据一点点地搜集起来，我要一个人发现需求，想想怎么满足需求。

要找出产生这些失衡的欲望是个精细的过程。

花的时间可能是两天，也可能是一个月，更可能是六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