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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南杜绝烟毒流害（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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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犯雷秀英说：“政府政策不是好玩的，那是说到哪里，做到哪里。”

●1951年6月3日，广州越秀山体育场人山人海，红旗飘扬，广州各界人士近万人在此举行声势浩大的禁烟禁毒大会。

●烟民代表危超黎说：“我们烟民只有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才能得到新生。”

●中南杜绝烟毒流害

武汉集中对烟毒打歼灭战

1952年8月13日晚，湖北武汉三镇警灯闪烁，警笛呼啸，街道码头到处戒备森严，高楼小屋不时有人犯被押上警车。

这是新成立的武汉市禁烟禁毒委员会对武汉辖区的吸毒贩毒分子实行的第一阶段的抓捕行动。

此次行动由武汉市副市长兼市公安总局局长朱涤新亲自坐镇指挥，市委抽调了100名干部充实禁毒办公室，组成20个执行、审讯小组，实行包查、包破案、包审、包结的四包负责制，具体执行逮捕、审讯及教育人犯、结案判决等工作。

全市参加此次行动的有800余人，按各区划分210个行动小组，当晚共逮捕大犯、主犯、惯犯、现行犯206名，破获一批较大的案件，缴获一大批毒品、毒具。

然而，令禁毒委员会想不到的是，此次行动对毒犯的威慑力量并不大，各阶层几乎没有什么反映，毒犯虽有震动，但变化却不显著。

被逮捕的案犯中，有不少已经几进几出公安局，逮捕后满不在乎，因为以前武汉市处理毒犯采取的是“严查宽办”

的方针，所以这次他们认为也不会对他们怎么样。

有人甚至公开说：“杀不了我，吓吓傻子罢了。”

还有的人在审讯中百般抵赖、对抗，气焰十分嚣张。

大毒犯王觉悟被捕后不老实，只谈小不谈大，只谈远不谈近，拒不交出毒品。

暂时未捕的毒犯，则能躲就躲，能跑就跑。

他们还互订盟约，对抗政府。

有的则转移、隐藏毒品及财产；有的威胁检举人，打击积极分子；有的毒犯躺在死人身上吸毒示威，意为不怕杀头，要吸毒。

这些情况说明严禁烟毒的斗争十分艰巨。

根据上述情况，武汉市委及市禁毒委员会决定，开始进行第二阶段打击毒犯的准备工作。

市委强调指示：

彻底禁烟禁毒的关键在于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检举、揭发、监督、管制，就可以把烟毒禁绝。

要大张旗鼓地作禁烟禁毒的宣传工作，把烟毒害人民及贩毒与制毒罪犯的典型罪恶事实，通过各种会议，各个宣传机关，及时地在人民群众中进行深入、广泛的宣传，以提高群众对制毒犯与贩毒犯的仇视。

在这一时期，禁毒委员会广泛召开了各种代表会、群众大会、瘾民座谈会、毒犯家属座谈会、治安委员会议等，进行广泛的宣传、发动工作。

他们还把禁烟禁毒的意义、内容编成戏剧、快报、相声、彩莲船、大鼓、秧歌等文艺形式，在街头巷尾巡回演出，有的区、街还组织访问队，挨家挨户进行宣传。

8月14日至16日，各区、街代表会、居民小组会按照市委审定的宣传提纲，组织讨论，表明政府禁毒的决心，扭转群众怕“严查宽办形成宽而不办”

的思想顾虑。

同时，结合第一次行动逮捕的对象的具体罪恶材料，列举事实，说明烟毒流行的危害性。

在此基础上交待政策，号召检举与悔过登记。

8月16日，市委宣传部主持召开全市万人大会，市委副书记张平化亲自作动员报告，并当场焚毁毒品。

各区也相继召开各种宣传动员会议。

江汉区在中山公园召开居民干部和积极分子参加的动员大会。

武昌区宣传发动面占全区人口总数的90％，基本上做到了家喻户晓。

江岸区各派出所召开大小会议约500余次，受教育群众达16万余人次。

在各区召开的各种动员会上，许多群众以及瘾民家属纷纷控诉旧社会的罪恶和烟毒带来的灾难。

汉阳区麻巷医生刘新甫沉痛地追述了自己吸毒造成的家庭悲剧，武昌白沙洲的胡太婆和三烈士街的谭福兰哭诉了因其父亲吸毒而致倾家荡产，逼使自己出卖为童养媳的经过；江岸区一女居民控诉大毒犯王清绪长期贩吸毒品，将她买来当佣人，后又逼她当妓女为王赚钱吸毒的罪恶事实。

经过广泛深入的宣传发动，不少群众积极行动起来，协助政府开展禁烟禁毒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