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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第2页）

而今巴金清醒地意识到，他再也不能把大量时间消费在一些频繁的社交中。

他要让自己冷静下来，把有限时间都用到写作中去。

巴金不是那种情愿让时间轻易付诸东流的人。

那时，他翻译的赫尔岑《往事与随想》，才刚刚进行了三分之一，可是，巴金的思绪却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转移到他人生暮年最重要的著作上来，那就是《随想录》的写作。

谁也不知道巴金华章浩繁的巨著《随想录》，竟然会起因于偶然。

1978年4月的一天，巴金忽然收到一封从香港寄来的信件。

他感到十分意外，十几年来他和香港几乎没有任何联系，是什么人会忽然从维多利亚海边寄信给他呢？怀着激动的心绪，老人拿着那封来信回到他的小楼上，坐在阳光里拆开那封特殊的函件，里面竟是一张写满毛笔小楷的约稿信。

他再一看约稿者的署名，竟然是他从前在上海时结识的老朋友潘际垌。

当年他在上海写小说《家》之后不久，作为文艺编辑的潘际垌就向巴金约过稿子，早从那时起，他们就成了一见如故的好朋友。

让巴金尤感意外的是，潘际垌前几年始终住在北京，听友人黄棠说过他，在&ldo;文革&rdo;期间潘际垌一直在北京自来水公司里参加劳动。

可是，巴金无法知道几年的音讯久疏，潘际垌如今居然忽然又到了香港，而且据他在来信中称，自己又回到了从前供职的《大公报》，受命主持副刊《大公园》。

潘际垌告诉巴金，他非常想念他。

早在巴金恢复自由以后在上海《文汇报》上首次发表《一封信》时开始，在北京的潘际垌就在悄悄观察与注视这位老朋友在上海的变化。

他在为巴金重新回到作家书桌前执笔写作暗暗高兴的同时，也在悄悄寄希望于有一天能再象从前那样编发巴金的文稿。

如今他终于如愿地回到了香港《大公报》，所以，潘际垌现在想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约巴金为他主持的《大公园》撰稿。

巴金非常高兴。

因为他知道在国内尽管已有了发稿的空间，然而有些话在上海还不好写，也不好发。

而香港《大公报》无疑是一块理想的发稿园地。

于是他在翻译《往事与随想》的间歇，忙里偷闲的写了一篇随笔。

题目就叫作《谈〈望乡〉》。

巴金所以写了这个题目，不仅仅是因为他最近看了一部当时正在国内上演的日本电影《望乡》，他也决不是一个喜欢写影评的作家。

巴金之所以要为一部日本电影大发感慨，完全是针对当时国内的极左思潮。

在巴金看来，《望乡》本来是一部如实再现日本战争时期妇女命运的现实主义作品，他尤对电影中的最后一个镜头大感兴趣。

那些死于南洋的日本军妓们的一座座坟墓，居然都将她们的墓碑背向着日本本土的方向。

巴金感到这个镜头很具有特殊的影射意义，无声的画面让老人陷入良久的沉思。

他知道这组镜头足以说明影片的拍摄者，是以正义作为全片基调的。

然而当《望乡》在中国内地上映以后，那些在&ldo;文革&rdo;中看惯了八个样板戏和《春苗》等电影的人们，却无法接受这样真实的电影画面。

巴金心里有许多真话，就希望在香港《大公报》上找一个可以倾吐的园地。

这样，他就复信同意了潘际垌的意见，并且决定马上就寄稿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