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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九章 文化前线（第3页）

从1978年开始，戛纳电影节开始自己选片，不再由政府推送。

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电影节选择的都是符合他们意识形态的电影。

在八十年代有相当大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在戛纳获奖，比如波兰的《铁人》、南斯拉夫的《爸爸出差去》。

这批电影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反体制。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戛纳电影节现在形成了一套带有强烈意识形态的选片制度。

对亚洲和东欧电影，基本上只选两种，一种是探索性特别强的电影，另外一种是揭露前体制或者现行体制的电影。

我们海棠国电影要想入围、获奖，基本上是两个套路，一个是反体制，另外一个是展现海棠国贫穷落后的面貌。

如果按照他们的套路来，那你的电影就有可能走入所谓的国际视野，会有国际操盘手为你投资，送入各大电影节，西方媒体连同他们在世界各地的传声筒，会接力棒似的为你欢呼叫好，让你一夜成为电影大师。

如果你不按他们的套路来，哪怕你电影再好，艺术水准再高，也很难得到电影节认可。

我们国家虽然跟西方发达国家有差距，但不是没有高楼大厦，不是没有繁华都市，发生在城市的故事很多，为什么没有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电影是讲当代故事？为什么我们在国际电影节获奖的都是反应老少边穷的电影呢？因为你拍高楼大厦别人根本不认。

戛纳通过一套潜移默化的规则告诉海棠电影人，你们海棠只有拍矿难、只拍有卖血，只有拍贫困落后才能得奖，只有拍这些你们的电影才在反应人性，才是真正的艺术。

电影界推崇戛纳的，基本上就两种人，一种是特别傻，被别人的规则洗脑了；另外一种是特别聪明，知道这套规则存在，但为了获奖出名，专门去拍这种电影。”

徐帧有点不敢相信：“戛纳不至于这样吧？”

李乘风直接道：“你就是属于比较傻的那种。”

其他人听到这话都哈哈大笑起来，徐帧则不好意思地挠了挠自己的光头。

许正道淡淡一笑：“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1999年，陈艺谋带着《一个都不能少》去戛纳参赛。

电影节主席雅各布发现有升国旗唱国歌的镜头，就认为电影是在美化海棠国，是在替政府宣传。

《一个都不能少》你们都看过，这部电影有提政府宣传吗？没有吧！

雅各布很喜欢陈艺谋的另外一部电影《我的父亲母亲》，就建议张艺谋撤回《一个都不能少》，让《我的父亲母亲》到戛纳参赛。

陈艺谋向雅各布解释，自己的电影没有替政府宣传，也不希望被政治解读，但雅各布不听，认定《一个都不能少》是替政府宣传。

陈艺谋一怒之下，退出戛纳电影节，并发表一封公开信进行谴责。

这难道不是最好的证明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