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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文学对话（第5页）

在广州没有机会拜见你，可真是我的终生遗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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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某先生弹弹烟灰，哈哈大笑，抑扬顿挫地说道：

郭先生真是太谦虚了！

我哪有什么成就呀，我不像您这样勇猛精进的实干革命家，热情洋溢的诗人，你才真是被青年们崇仰的明星呢！

我毕竟是从旧时代过来的封建余孽、逆子贰臣啊！

呵呵，其实我们的矛盾也很好理解。

自古以来就是文人相轻嘛！

舞文弄墨的人，互相攻击起来，自然容易上纲上线了。

当年咱们毕竟头脑要简单一点嘛！

像那种斗争学说，虽然现在看来，明显是一个过时的无用的荒唐的理论，但是在当时，让咱们多么拥戴，多么心仪呀！

我在20世纪30年代，就很大程度上介入了一些组织的内部事务。

但是呢，我刚才也已经提了一下，即使在那个时候，我的思想也仍然不是居于舆论界主流地位的。

我与你们后来批判过的“四条汉子”

相处并不和谐。

在许多事情上，我们简直不能合作。

我甚至还写过一篇文章批评过周某，说他是耀武扬威的管奴隶的头儿。

所以应该说，我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意识到，我的思想是与组织的主流思想有很大距离的。

我不相信任何乌托邦的思想，我在1927年的演讲《文艺与革命的歧途》里，就举过苏俄革命的例子，像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爱伦堡，他们有的自杀了，有的喑哑了……总之，革命要的是实践，是血与火，而不是我们这样的习惯于揭露社会黑暗面的夜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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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的骨子里是怀疑主义，是否定一切的思想。

我永远不会盲从于任何思想潮流。

所以那位给我极高评价的大人物，在取得革命成功之后，有一次私下里对人说过，如果鲁某还健在的话，那么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有了崇高的社会地位，但是不再写作；另一种可能就是继续写作，但已经是关在监狱里了。

所以我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还是有相当清醒的认识。

我一般不会与政治人物合作。

所幸的是，我在一九三六年就离开了这个世界，我能够在安乐乌有之乡，安然度过后来的人间浩劫。

而且无疑由于我的缺席，我反而获得了一个游刃有余的地位。

在很长时间里，我被人谬托知音，捧成了文化界的最高权威，成了人们的偶像，或者更确切地说，成为了一些人手中与枪炮并用的大棒。

我很明白，这根大棒可以压弯多少思想的萌芽啊！

我当然并不愿意当这根大棒。

可是我既然并不在场，我也就没有能力阻止别人对我的误解、曲解和滥用了嘛！

就像尼采的思想，被黑特勒利用那样，我也被迫成为了人们整治打倒一些文学天才、社会活动家的锋利武器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