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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工业化的同理心（第4页）

人们越发担心美国和俄罗斯会陷入核战争，怀特则对共产主义表达了更深层次的恐惧：这种威胁并非来自国外，而是国内。

怀特的思想吸引了诸多知识分子，阿诺德就是其中之一。

正如他在题为《创意产品设计》的宣言中所写，“预测代表了一种无畏精神，要敢于为自认为正确的东西而奋斗，要敢于冒险，要勇于与众不同。”

但要教会人们预测这个世界可能需要什么，唯一的方法是打破他们的预期。

威廉·克兰西近期就约翰·阿诺德的《创造工程学》（CreativeEngineering）一书发表了一篇书评，其中写道：“我们的文化环境、同龄人以及我们在行为、外表、言谈、与环境的关系等方面的规范，让我们变得盲目，限制了我们的创新。”

而阿诺德一直在寻找新的工具来解放人们的思想。

阿诺德的前卫理念立即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大角星4号”

课程使阿诺德一跃登上了《生活》杂志的封面，封面上还有他在课堂上使用的一件教具——一个甲烷星人的三指手。

但是阿诺德对趋同性的恐惧最终还是遭到了非议。

麻省理工学院的高级教员们抱怨说，这种宣传不合时宜。

在受够了旁人的窃窃私语后，阿诺德于1957年躲到斯坦福大学攻读工程学。

斯坦福工程学院倡导学生要怀有不同的抱负。

当时硅谷还未出现，但工程学院的院长早为其播下了种子，他鼓励毕业生在新兴的半导体行业开创自己的事业。

反主流文化发展势头大好，反过来培育了企业精神，而这些影响滋养了阿诺德的激进想法。

他开设了斯坦福大学最早的产品设计课程，如“设计哲学”

和“如何质疑”

等，但好景不长，阿诺德随后在意大利度假时心脏病突发，不幸离世。

麦克基姆是阿诺德聘请的第一批教授之一，负责热门的产品设计课程。

随即他开始寻找释放创造力的新方法。

他尝试服用墨司卡林（迷幻药）来寻找灵感，就像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等许多现代计算机先驱一样。

他来到了伊莎兰学院——或许如今这里因电视剧《广告狂人》（MadMen）而颇有名气，剧中的唐纳德·德雷柏在这里实现了临终顿悟。

伊莎兰学院的创立者是两名斯坦福大学毕业生，位于大苏尔（BigSur）的海边峭壁上，后来由其中一人接管。

（在这两个毕业生到来之前，周末会有同性恋者在这里举办的温泉聚会，持枪的夜班警卫叫亨特·S.汤普森。

）学院的新使命恰好对了执着于创新的约翰·阿诺德的胃口。

麦克基姆告诉我：“是恐惧造成了你的从众心理，所以我们很想知道如果你能摆脱它，将会发生什么。”

“若你摆脱了从众心理，人类能释放多少潜力？若你消除了恐惧，你的创造力会开花结果吗？”

麦克基姆原本或许会同情斯坦福大学的学生，他们白天要执行纠察任务，晚上还得闯入工程系，去破坏他们认为可能会助长越南战争的一切。

但同阿诺德一样，麦克基姆依然认为真正的敌人在内而不在外。

从伊莎兰学院回来没多久，麦克基姆便说服同事尝试新的做事方法。

首先是围坐疗法，即一个人坐在中间，周围坐着他认识的人，有十几个或者更多，围坐者轮流表达对这个人的真正感受。

有时这会发展成相当可怕的情况，比如一个学生会把女朋友拉来和他一同坐到地板上。

你会想知道人们内心深处究竟隐藏着什么。

整个20世纪60年代，麦克基姆都在认真思考是什么让那些尖子生鹤立鸡群，又是什么让某些项目脱颖而出，而另一些项目却举步维艰。

并且在他回顾自己的十年教学经历时，他开始意识到，尖子生在解决问题时表现出来的创造力，不如在发现问题时表现出来的多。

戴维·凯利是麦克基姆“需要发现”

项目中的佼佼者。

他回忆说，他曾经设想实现性病的自我检测——拒绝害羞、追求健康；然后他去医院询问医生和护士对这个想法有什么意见，却引来他们一阵大笑，说这样的产品会因为误诊而造成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由此他得到了教训：你想象的解决方案与需解决问题的规模并不匹配。

不过还是有位医生邀请我参观了他们的地下室，那里的文件到处都是，从地板一直堆到了天花板。

他说：“如果你想解决真正的问题，那就到这儿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