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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误读 从三里岛核电站事故讲起（第5页）

他个头不高，声音却很洪亮，“而设计师不需要分析，他们需要的是整合。

在这个实验室里，你有条件把大学所学的所有知识整合起来，去解决环境、老龄化、医疗保健等各方面的问题。

这些就是我们的研究课题。”

我看向外面的实验室：到目前为止，只有几张桌子，几名研究生坐在那里编着代码。

设计实验室选在一座崭新的后现代风格建筑的一角，是整个校园的最佳位置。

与许多新建的大学校园一样，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记录了现代建筑潮流的发展历程。

该校建于20世纪60年代，其图书馆就是当时流行的野兽派风格，之后还有一些建筑走的是非严格意义上的古典路线，代表了20年后开始流行的后现代主义风格。

而这座楼的造型呈多层锯齿状，由玻璃和金属材料搭配构成，在当时是最现代的。

诺曼拥有广阔的设计视野，确切地说，不只是他，整个设计师团队都深受他的影响。

诺曼说：“我曾经去过上海的FrogDesign，他们很自豪地告诉我，他们公司拥有自己的产品设计。

之后我又去了设计公司IDEO，把竞争对手的这番话告诉了他们。

而他们却说，‘无所谓啊，新加坡那边请我们设计整个城市呢’。”

这并不是一句大话。

IDEO是推动“设计思维”

（指现代设计创意的触发过程）这一理念的领军者，如今，该理念的内涵已经远远超出了IDEO的业务范畴。

当前，各种问题，无论大小，其解决方法都会涉及设计思维。

过去与座椅相关的产业，业务范围并不大，而现在却涉及解决全球性疾病等问题，究其原因也不过是视角的转变。

诺曼倾向于在思考时或回答问题之前有一个长时间的停顿，因为他说的每一句话，人们往往需要用几十年的时间来消化，之后才能付诸实践。

我好不容易才有机会开口问他：“您还记得三里岛事件吗？”

他说那是他事业的转折点，之前他一直在做学术研究，可谓纸上谈兵，从那以后他步入了更加广阔的世界。

人在面对一项任务时往往会犯错，诺曼在其职业生涯早期，花了多年时间将人们的出错方式进行了分类。

他在研究三里岛事件时发现，他所做的一切，别人似乎知之甚少，这是个不容忽视的事情。

“问题在于设计师花了很多时间来做技术设计，但没有人了解三里岛的工作情况和员工状态。”

诺曼回忆说，“控制室是最后完成的，是在资金和时间都所剩不多的情况下添加上去的”

。

这是个耸人听闻的故事，让我们感受到当时人们的目光有多么短浅：反应堆一般都是成对建设的，后来有人想到，与其建设两个单独的控制室，倒不如先建一个，然后反向建另一个，这样更加节省资金。

这样一来，工作人员今天在这个控制室里，明天在那个控制室里，所有的东西都是颠倒的，感觉别扭极了。

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诺曼从中“意识到人们并不知道应该把技术与心理学结合起来。

我们开发技术是为人类服务的，但是开发人员并不了解人类”

。

像这样缺乏远见的现象反映在文化层面上，就是一种思想上的断层。

这一断层存在于像他这样研究人类如何使用机器的专业人士和这些机器的制造者之间。

“关于人为错误的研究工作始于二战时期，但没有真正引起人们的关注。

像我这样的研究人员都不知道还有谁在做同样的工作。”

诺曼回忆说。

与此同时，设计师“以前都来自艺术院校或广告行业，所以设计只是停留在风格层面，没有什么实质意义”

。

诺曼当时不认识任何设计师，对于这个飞速发展的行业来说，他就是个局外人，没有向导，完全迷茫，跌跌撞撞地闯入了一个新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