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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9章（第2页）

反常逻辑规定：面对危险不能无所作为，而要有所作为，就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还可能弄巧成拙，自取失败。

现代外交史中企图运用常识解决争端、用表示善意消除敌意的例子比比皆是。

诚然，敌意的表现只不过是某种实质性目的冲突的一种现象，而这些例子却给人以假象，好象并非如此。

其实，只有消除了产生冲突的根源，合作的外交手段和亲善的姿态才能产生结果。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法国和德国在1945年后开展的外交活动，才成功地开创了两国在多个领域中的合作。

两国之间当时举行了多次首脑会谈和有众多人数参加的国事访问，以及青年交流活动，所有这些都有助于消除两者之间的夙怨。

然而，只是由于新的，更广泛的东西方冲突压制了昔日的冲突，法德之间的外交活动和双方的亲善姿态才获得成功。

在此条件下，法德之间的一切关系都可以套用另一个领域的逻辑进行处理，即好的就是好的，坏的就是坏的，共同的利益也可以是相互的。

回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也曾采取同样的做法，如连续不断开展正式的外交活动，召开首脑会议（其中有著名的慕尼黑会议），举行军备控制谈判和做出种种亲善的姿态（包括举行一战的老兵友好联欢会）。

但是，这种种故作姿态的行动只能带来冲突将至的不祥预感。

这一著名的失策以及英德关系的恶化使历史悠久、体面可敬的绥靖政策[注：绥靖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术语，而慕尼黑的失误使它蒙上了贬意色彩，我们应该恢复其本来面目。

绥靖指用合作外交的手段、判明并消除冲突根源；然而当谈判对手的本性便是冲突的主要根源时，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声名狼藉，并由此而产生了与通常的作法（即在冲突领域中套用线性逻辑）背道而驰的最有影响力的事例：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举行的军备控制谈判、召开的首脑会谈、摆出的亲善姿态和进行的外交往来都被指责为丝毫无助于阻止战争的爆发，因为这一切都具有所谓强烈的麻痹作用，不利于战争准备。

在&ldo;慕尼黑教训&rdo;的阴影下，当西方与苏联的利益冲突十分尖锐时，西方的外交活动有些过份地小心谨慎。

可以说，当时，至少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我们没有充分利用很多可以使双方和解的机会。

有人说过：历史提供给人们的唯一教益便是历史毫无用处，此话颇有见地。

苏联历届领导人当然没有哪一位象希特勒那样执意发动战争，他们实现自己的野心当然也不象希特勒那样迫不及待。

[注：一个帝国政局如何，主要看它的统治地位是否坚固持久。

作为对苏联的行为方式之管见，请参阅爱德华&iddot;勒特韦克：《苏联的大战略》（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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