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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章（第2页）

首先使用核武器不是针对敌方的核力量，而是为了制止敌方对欧洲进行的非核侵略，不使用核武器就无法抵抗这种侵略。

由沃尔斯泰特、霍夫曼、卢茨和罗恩所写的著名的兰德公司的研究结果，《战略空军基地的选择和使用》；（1954年）中，最先阐明了上述几个术语的区别。

艾伯特&iddot;沃尔斯泰特在1959年出版的《外交事务》一书中的题为&ldo;微妙的平衡&rdo;恐怖一文中，最先宣传了上述术语之间的区别。

他的妻子罗伯特&iddot;沃尔斯泰特对珍珠港事件进行了非常细致的分析研究，于1962年出版了《珍珠港》一书。

]&ldo;第二次打击能力&rdo;的核心思想是：遭受攻击后而不是这之前的军事力量才具有威胁性，否则，军事力量只能招惹敌人的进攻，起不到任何劝导作用。

这一认识的实际后果是大量生产核武器及其指挥设施，并对其严加防护，以保证在遭受全面核攻击后，仍能有相当数量的核武器保存下来。

劝导的模式

悄无声息的，不定向的、无形的武装劝导不但发挥着日常的效用，还能取得明确的胜利与失败。

这些胜败造成的后果与战争胜败造成的后果并无二致，如果一旦战争带来的破坏得到恢复，战争中的牺牲者被掩埋的话。

古罗马人浴血奋战两个世纪之久，才征服了北非和整个伊比利亚；而他们只动用了很少几次兵力，主要凭借恐吓手段就统治了古希腊的领土。

[注：罗马人的恫吓大多数是在虔诚的面具之下进行的（恰恰是罗马的执政官弗拉米尼乌斯宣布&ldo;解放所有的希腊人&rdo;），然而，有时他们的恫吓行径也是赤裸裸毫无掩饰的。

如在公元前168年，当安条克四世率领大军前进时，罗马使节拉埃内斯&iddot;波皮利乌斯拦住了他，直截了当地命令他撒出埃及和犹地亚。

波皮利乌斯当时未带任何军队，只携带着元老院的一纸决议，决议要求安条克四世要么立即撤退，要么与罗马交战。

安条克请求给他考虑的时间，波皮利乌斯用手杖在沙地上围着安条克划了一个圆圈，要求他在走出圆圈之前予以答复。

虽然安条克遭受到极大的羞辱和损失（因为埃及的巨大财富已经垂手可得），他还是服从了罗马的命令。

罗马人刚刚战胜并毁灭一个希腊国王，即马其顿的佩尔修斯国王，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摧毁另一个国王。

波利比奥斯在《通史》第29卷中生动地记述了这个历史事件，我认为这个事件可以归入本书中&ldo;逼从&rdo;的范畴内。

]同样，希特勒不动干戈，完全靠武装劝导的作用就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可是德国人却必须武力入侵波兰。

除了在入侵过程中遭受的损失外，两个被征服的国家在遭入侵以后的其它方面没有什么不同之处。

我们可以举朝鲜的例子来从相反的角度说明这个问题。

从1950年至1952年期间，我们用战争的手段成功地保卫了朝鲜，而在其后的时间中，我们是用花费小得多的武装劝导的手段保卫朝鲜的，两种手段达成的结果是相同的。

朝鲜的例子有其特殊的教育意义，这倒不是因为它可以典型地说明如何进行劝阻，而是恰恰相反。

人们对&ldo;威慑&rdo;有一种歪曲了的半机械的看法，认为：&ldo;威慑&rdo;是自己的行动，而不是企图得到的对方的政治反应；在朝鲜问题中，这种看法的迷惑性较小，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其全部荒谬之所在。

[注：包括1983年10月9日在仰光暗杀南朝鲜总统全斗焕及其最重要的军政官员的企图。

在那次暗杀事件中，3名南朝鲜的部长和15名其他官员被杀，很多人受伤。

那次事件后，北朝鲜改变了自己公开宣布的政策，在作者写本书时，它继续与南朝鲜断断续续地进行着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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