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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第2页）

大家谋划了一阵，设计出一个反败为胜的方案，没想到这个方案让我们失败得更彻底了。

方案的核心，是动员我们学院少数民族班的学员来对抗造反派。

他们都是贫苦出身，到上海来读大学，觉得是上了天堂，充满了感恩之情，又都纯净而善良，他们怎么会同意造反派把这个学校的领导和老师都打倒呢?如果他们站了出来，学院的形势一定会扭转。

第一次会议确实开得很好，少数民族班的学员同意我们的观点。

但是，不知造反派同学做了什么工作，到第二次会议，情况全然倒逆。

少数民族班的学员明白了只有文化大革命才能抵制复辟，只有造反才能开辟新世界，他们把怒吼转向了学院的领导，把拳头伸向了可怜的老师。

这种裹卷着巨大感情色彩的行为既无可争辩，也无可阻挡，我们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造反派彻底掌权后，原先跟随我们的一些同学也后悔了，重新学习报刊社论、上级讲话，重新站队。

中央号召，大势所趋，怎么能要求这些同学有更正确的选择呢?在当时，更正确的选择又是什么呢?掌了权的造反派欢迎同学们转变立场，但必须把我和少数几个带头对抗的同学放在一边。

他们当时都习惯把小事想成大事，觉得如果把我这样的人也团结进去了，那么，成天念念不忘的所谓&ldo;两条路线斗争&rdo;就失去了对立面的代表。

这种看法很可笑，却正好成全了我，让我产生了一种英雄气概，心想各路兵士可以转营，堂堂将帅岂能变节，于是干脆仿效起明末遗民，把一身弱骨强撑成一身傲骨，把一脸茫然装扮成一脸冷然。

至于心中还在坚持什么，天晓得，自己也不知道。

当时一直陪着我不离左右的，是同班同学吕兆康。

那时的校园，人头攒动，忙忙颠颠，我们两人每天六次从宿舍到食堂，又从食堂到宿舍来回行走，走得很慢，旁若无人，用筷子敲着碗。

穿行在标语丛中，无所见，穿行在高音喇叭底下，无所听。

几十年后外系同学说起对我当时的印象，都还记得我手里必有一个空碗，身后必有一个同学，走过时必有一阵木然而又高傲的敲击声。

真正让我产生傲气的，倒是后来看到的一些事情。

说起来，我对学院造反派的首领们虽然没有好感，却也不强烈厌恶，因为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做了事，上了当，后来又遭了难。

尽管他们当时从来不愿正眼瞧我一下，而我却从旁仔仔细细地看过他们。

他们天天想着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想着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因此所发表的言论都空洞而狂热，却不会针对某个具体的老师、某件具体的事情。

对于他们，我

也有两点瞧不起：一是他们在校园里时时皱着眉头装成思考者的模样，却从来没有独立地思考过什么，因为他们的造反是按照上级文件的指示进行的;二是他们要打倒的人在当时早已是弱者，并没有还手之力，因此打倒的举动一点儿也不英勇。

相反，在当时的情况下保护可怜的老师和学校领导，倒是需要有一些勇气的。

最叫人瞧不起的，是泛涌在这些造反派首领背后的一大堆浑浊的泡沫。

如果说，几十年后时过境迁，我还能与当年的造反派首领握手叫声&ldo;老同学&rdo;，甚至成为朋友，却绝不可能对那堆泡沫这样做。

学生中打人打得最多、最凶的，一定是那些哭着、喊着的&ldo;反戈一击&rdo;者，他们一开始不敢参加造反，后来看到形势大变，造反成了最安全的选择，便转过身来大打出手，而且主要是打老师。

更让人恶心的是老师队伍中的某些人物，起先也许是以揭发别人来自保，后来便一发而不可收，天天揭发，月月揭发，年年揭发，揭发对象全是同事。

再加上一些卑劣的人事干部，三天两头从档案里抛出几条没头没尾的材料，变成大字报公开张贴，于是&ldo;专案组&rdo;林立，&ldo;批斗会&rdo;不断，任何最不可能成为斗争对象的人也不能不天天提心吊胆，全院终于陷入了一种彻底的混乱。

据我所知，上海和外地的绝大多数高校，情况基本相同。

什么是&ldo;文革&rdo;灾难的民间版本?我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提请研究者们注意这样一些场面，而这些场面并不仅仅出自我们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