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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章（第2页）

同时，由于变故导致的心情，我难以潜心做系统的学术工作和写大部的著作，篇幅短小的文字就成了最合宜的形式。

正是在那变故频繁的五六年里，我写的散文数量最多，质量也比较高。

表面看来，这好像是一个外力把我从一条轨道上撞到了另一条轨道上。

可是，我因此脱离哲学的轨道了吗?我相信没有。

在我迄今为止的全部生涯中，再也找不出这样一个时候，我从哲学那里获得了如此重要的帮助，为此我对哲学满怀感激。

在此之后，仿佛由于惯性，我仍写了不少散文。

有一段时间，因为所谓名气，约稿特别多，我又不善于拒绝，不免写了一些臭文章，对自己并无真切感受和深入思考的问题发表了议论。

好在我对这种情况及时引起了警惕，下决心基本上谢绝了约稿。

我给自己确立了一个原则：我的写作必须同时是我的精神生活，两者必须合一，否则其价值就要受到怀疑。

好的作者在写作上一定是自私的，他决不肯仅仅付出，他要求每一次付出同时也是收获。

人们看见他把一个句子、一本书给予这个世界，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他是往自己的精神仓库里又放进了一些可靠的财富。

这就给了我一个标准，凡是我不屑于放进自己的精神仓库里去的东西，我就坚决不写，不管它们能给我换来怎样的外在利益。

到2002年为止，我发表了三百多篇散文，先后结为《守望的距离》（1996）、《各自的朝圣路》（1999）、《安静》（2002）三个集子。

可以算作散文的还有随感录《人与永恒》（1992）和纪实作品《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1996）、《南极无新闻‐‐乔治王岛手记》（2002）。

我还出过一些别的集子，基本上是上述作品不同方式的选本，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人生哲思语编》（2000），它汇集了我的散文和随感中的所谓精彩句子和段落，按照主题分类编排，能收一目了然之效。

在所有作品中，我自己很喜欢《人生寓言》，其中多数正是在妞妞病重时写的，却看不出一点悲苦的痕迹，一切悲苦都被智慧化解了。

在南极写的那些思想札记包括读《圣经》札记也不错，在千古荒原上沉思两个月，这是多么奢侈的事情，不写出一点好东西是说不过去的。

回过头去看，我的写作之路与我的心灵之路是相当统一的，基本上反映了我在困惑中寻求觉悟和走向超脱的历程。

我原是一个易感的人，容易为情所困，跳不出来。

我又是一个天性悲观的人，从小就想死亡的问题，容易看破红尘。

因此，我面临双重的危险，既可能毁于色，也可能堕入空。

我的一生实际上都是在与这两种危险作斗争，在色与空之间寻找一个安全的中间地带。

我在寻找一种状态，能够使我享受人生而不沉湎，看透人生而不消极，我的写作就是借助于哲学寻找这种状态的过程。

经常有人对我说，他们通过我的作品发现，我的内心既宁静又有激情，我对人生看得很透彻却仍充满理想主义，相反的因素结合得十分和谐。

我不敢说我真的达到了这种境界，但我自信正在形成一种比较成熟的生命态度，这种态度体现了我的个性与世界之间的恰当关系。

我还相信，我今天的生命状态和写作状态包容了我的全部过去，我童年和少年时的敏感，读大学时的热爱文学和对生命感受的看重，毕业后山居生活中的淡泊心境，生命各阶段上内心深处时隐时显的哲学性追问，仿佛都在为这种状态做着准备，并在其中找到了归宿。

我的一些朋友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要用作品直接影响社会进程。

我不给自己树这样的目标。

我写作从来不是为了影响世界，而只是为了安顿自己。

我的所思所写基本上是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也许正因为如此，写出的东西才会对那些面临着相似问题的人有所启迪，从而间接地产生了影响社会的效果。

一个作品如果对于作者自己没有精神上的价值，它就对任何一个读者都不可能具有这种价值。

自救是任何一种方式的救世的前提，如果没有自救的觉悟，救世的雄心就只能是虚荣心、功名心和野心。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热中于做君王或民众的导师，实际上往往只是做了君王的臣僚和民众的优伶，部分的原因也许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