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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不外两类内容,一是言志,另一便是叹生忧死。
在后一类诗中,充斥着这样的句子:&ldo;一夕可尽千年梦,直对人世叹无常&rdo;:&ldo;十六少年已多病,六十难逃灰土行&rdo;:&ldo;无疾不知有疾苦,纳世雄心竟入土&rdo;。
读到历史上王勃等短命诗人的事迹,我不胜伤感,仿佛那也是我的命运。
我睡眠很不好,常常在半夜醒来,受两样东西的煎熬,便是性与死。
性与死是我的两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在黑夜中真相毕露。
被窝里是猖獗的性,窗外无边的黑暗中是狰狞的死。
我仿佛能极真切地看到死,看到死后自己绝对消失、永远不复存在的情景,因而感到不可名状的恐惧和空虚。
我的孤僻表现在与同学的关系上,便是一种不合群的清高。
聚在宿舍里打扑克牌或瞎聊天的人群中,是绝对看不到我的影子的。
我上高中的三年正是经济困难时期,我自己对之并无深切感受,至多不过是粮食定量降低,餐桌上经常有豆渣,在我都不是什么痛苦。
由于在上海县境内,上中相当一部分招生指标是面向农村的,农村来的学生就表现出了一种对食物的狂热,经常聚在宿舍里谈论吃喝。
离开饭还久,他们就在食堂门外探头探脑,打听食谱,然后奔走相告。
有一回,听说早餐吃烘饼,一个同学高兴得发了疯一样,不知如何发泄才好,当众把裤子拉下来,露出下体。
有一些同学总是抢先到达食堂,为了掌握自己那一桌分菜的权力,给自己多分一些。
这些现象令我十分厌恶,使我更要显出一种仿佛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了。
对于那时候的高中学生来说,加入共青团是一件大事。
一个没有入团的学生,在众人眼中就是一个落后分子,仿佛入了另册一样。
高二时,我满十五岁,离队前夕也写了入团申请。
然而,因为没有主动靠拢组织,直到高中毕业,直到上大学,直到大学毕业,我始终不能入团。
所谓主动靠拢组织,就是要不停地向团干部表示决心,汇报思想。
我的天性使我无法这样做,即使是被动靠拢,也就是团干部主动找我谈话,我都会感到极其别扭,觉得有不可克服的心理障碍。
障碍有二,一是我说不出那种雷同的政治思想语言,那种语言对于我始终是陌生异己的东西,二是我更装不出这种语言好像是我的心里话似的,赋予它们一种感情色彩。
我并非那样超脱,在很长时间里,因为班上多数同学是团员,自己被排斥在外,真感到抬不起头。
但是,在看清了这件事与我的天性的矛盾之后,心里就坦然了。
主观和客观的情形都使我更加专注于内心,我找到了一种忍受孤独的方式,就是写日记。
在上小学时,我就自发地写日记了,所记的都是一些琐屑的事情,诸如父亲带我到谁家作客、吃了什么好吃的东西之类。
在这种孩子气的日记中隐藏着一切写作的基本动机,就是要用文字留住生活中的快乐,留住岁月,不让它们消逝得无影无踪。
上初中时,我已经基本上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
从高一下学期起,我开始天天写日记,一直坚持到文革中的某一天,八年中从未间断。
日记成了我的最亲密的朋友,每天我把许多时间献给它,我的一切都可以向它倾诉。
在这过程中,它不只是一个被动的倾听者,它和我对话,进行分析、评价、开导,实际上成了另一个自我的化身。
我从写日记得到的最大好处就是形成了一个内心生活的空间,一种与一个更高的自我对话的习惯。
十八扑在书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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