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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章（第2页）

县农办主任带队进驻一个生产大队，我也在其列，被派到一个生产队。

正值冬日农闲，有些生产队搭窑烧石灰，烧出的石灰出售，这原是当地农民常用的增加收入的办法，但主任宣布是严重的资本主义倾向，下令制止。

生产队长对我说，不烧石灰，农民没有钱，连年也过不成，问我怎么办。

我便召集全队农民开会，让大家讨论怎么办。

当然，所有的人都和队长看法相同。

我说，既然如此，就照大家的意见办。

石灰烧成后，我才汇报，理所当然地被主任批判为右倾的典型。

这位主任以贯彻政策坚决、对农民狠出名，曾亲自带民兵拔掉一些生产队种的单季稻，越是这样的人越受到重用，他后来升为副县长了。

我在资源生活了八年半，收获之一是对中国农村问题有了一点感性的了解。

以前我容易把农村想象成远离政治的桃花源，其实大谬，中国农民身受太多的束缚，而当时最大的束缚恰恰来自政治。

这种政治以批判资本主义倾向的名义把农民树为假想敌，给农民的正常经济活动设置重重障碍。

事实上，中国农民之苦，大半来自人为。

现在国情有了很大变化，但农民所受的其他束缚仍太多。

农村问题的解决说简单也简单，第一步是解除加于农民的种种无理束缚，使他们真正获得经济上的自由和平等的公民地位。

六小公务员

我在资源一直是一个小公务员，具体职务是宣传部干事和党校教员。

作为我的本职工作，做得最多的是两件事，一是写材料，二是讲课。

毫无疑问，不论写还是讲皆奉命而为，其内容无非是配合形势做政治宣传。

一开始，我怀着一个刚出校门的学生的诚恳态度，十分认真地对待写材料的工作。

记得最早接手这项工作，是县里开毛泽东思想讲用大会，我的上司把一大堆讲用稿放到我面前，

要我审读一遍。

这些稿子是县里抽调各单位的秀才写的，在我这个有文字洁癖的人看来，大多文理不通，于是我一篇篇仔细修改，改完后让原作者誊抄。

有一篇稿子文理尚通，但太罗嗦，我做了大量删节。

叫来原作者，发现是一个书生模样的中年人，戴着眼镜，瘦削的脸布满皱纹，一支接一支抽烟。

他看了我的删改，表情似有不甘，但还是默认了。

叙谈之下，知道他原是广州军区的专职作家，文革中被定罪发配到资源。

他叫刘天野，我称赞他的名字好，他说是为了取笑广州人，在广东话中这个名字的发音是老天爷。

此后我们常在一起聊天，直到我走出资源。

在发现我很会写材料之后，县武装部把我抽调去，与那里一个名叫唐海的年轻干事合作，写县里一个民兵先进单位的材料。

我们在一起工作了几个月，经常跑桂林军分区。

军分区一位副政委管这件事，似乎颇赏识我，几次半开玩笑地说要把我调去。

唐海也向我传递了类似信息，说军分区首长对我很感兴趣，我在资源肯定呆不长。

不过，后来此事就没有了下文，唐海却青云直上了，在两三年之内，以所谓小步快跑的方式被飞快地提拔，二十几岁就当上了桂林军分区政委兼广西军区副政委，据说预定目标是培养为总政副主任。

他是典型的乘直升飞机上去的干部，四人帮倒台后，又落回到了地面上。

据我接触，他倒不是一个有野心的人，城府并不深，人挺随和，实在是胡里胡涂被选中的。

在他身上有一种天真的自信，我们合写的材料，我觉得不行，他总是满意之极。

有一次，他参加王洪文主持的中央学习班，回来后跟我聊天，说他认识了一个副军长的老婆，是外交官，他准备让她在国外买表。

说到这里，幸运儿天真地问：&ldo;为什么在国外买表这么便宜?&rdo;然后博学地自己回答：&ldo;大约是通货膨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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