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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公共性文学方能走出窘境（第2页）

。

总而言之，文学更少地承担社会公共议题的设置，难以形成舆论交锋从而达成社会共识。

文学的负载轻了，文学自身也因此变轻了。

今天的文学如果要得到发展，需要重新建立文学的“公共性”

。

文学的公共性肇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国“新文学”

。

而“新文学”

是在对传统中国文学及通俗文学的批判中发展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文学语言从文言文转换为白话文，同时，“文学”

被赋予了公共性，它不仅仅是私人之间的酬唱，或仅仅是一种消遣或娱乐，而被视为一种精神或艺术上的事业。

与此同时，随着社会主义文学的形成，逐渐发展出了一种新的文学体制，如以作协、文学期刊和出版社为中心的文学生产—流通—接受机制，以大学中文系与研究所为核心的文学教育、研究、传播机构，以文学批评、文学史、文学理论为基础的文学知识再生产模式等。

这些新的文学体制既是“新文学”

发展的制度或机制保证，也与“新文学”

一起，构成了现代民族国家及其公共空间的一部分，并在其构建与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20世纪中国的“新文学”

在整体上既区别于传统的中国文学，也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文学，而是现代中国在创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所发展出来的“现代”

的“中国文学”

，是现代中国人探索、奋斗、挣扎的“心灵史”

。

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新文学”

已经为我们奉献出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一大批经典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世纪中国人的“心路历程”

。

他们创造的文学形象，也是中国社会的集体“共名”

。

因公共性而获得尊重文学必须走进公共生活

可以说，公共性要求文学要成为社会思想先锋。

这里的“先锋”

不是指20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

对形式、语言与技巧的重视，或者对“现代”

“后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