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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国作家的开放与自信就从翻译谈起（第3页）

之前，通过持续不断的翻译，我们知道了整个世界；现在，这个翻译要扭转一下方向，把汉语译成各国语言，也要让世界知道中国，了解一点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人民、中国的事情、中国人的情感与心思。

这是近几年来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种努力。

这十几年间，我也有少数作品被翻译为十多种语言，在国外发行。

我随着这些书出国，而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好奇的游客，这当然是一个令人欣喜的过程。

但当最初的兴奋过去，我也感受到中国文学的翻译可能并不像自己最初所期待的那样，一路都是友善的鲜花与掌声。

因为有各式各样的汉学，也有各式各样的翻译，这是一个复杂的存在。

我的情形更特殊，我还会遇到藏学。

我常常遇到这样的情景，说藏学不是汉学，所以用汉语写出的藏族社会，也不是真正的这一民族的文学。

记得我第一本书在美国出版时，翻译和出版方都抱着很美好的希望，但书刚上市，就遇到了认为旧时的藏人社会是人间天堂的藏学家。

他反对写出这个社会的残酷与蒙昧、人们痛苦的挣扎。

这样的人在西方社会很有能量，令翻译和出版方感到担心与忧虑。

也是在一个西方国家，我被一个翻译带去参观一座藏传佛教寺院。

其实，这位翻译是要带我去看一个关于中国藏区的展览，展览的是青藏高原上比较简陋的乡村学校的照片。

那位翻译这么做当然有他的用意。

他还特意问我有什么感觉。

我问他：这些学校的面貌确实让人感到汗颜，但青藏高原上还有很多像样的学校为何没有展出？另外，这些把寺庙盖到外国来的人，他们统治青藏高原的时候，竟连这样简陋的学校也没办过，那么他们基于什么样的道德感来办这个揭露性的展览？最后，我告诉这位翻译，我今天之所以能从事写作，并因为写下这些文字而来到他的国家，正是我的小村庄开天辟地出现的那所简陋的小学校所赐，让我可以在两种不同语言间不断往返穿梭，重新建设我们精神的世界。

那样的小学校培养了我对语言魔力的最初体验，如此这般把它作为一种政治工具，在我看来，不仅不是起码的尊重与理解，更是一种挑衅。

翻译不只是一件匠人般的技术工作，虽然这个工作天然地包含了巨大的技术含量。

翻译也跟意识形态、跟文化观念密切相关。

而被翻译，其实也是一个被衡量、被挑选的过程。

尤其是发生有关中国文学的权衡与挑选时，尤其是有关藏人这个族群的文学表达时，可能也并不完全是基于文学本身的考量。

虽然我依然愿意自己的文字可以传播到更远的地方，但同时我也知道，这条道路上我们遭遇的并不都是同情之理解，还会充满艰辛。

我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些年也看到被翻译的诉求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影响到中国文学的面貌，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文学创作的初衷，而去扮演某种角色。

翻译成外语的中国文学图景与中国文学本身并不真正吻合。

我当然对那些翻译过我作品的朋友充满感激，但我也不打算试图因为应对翻译的挑选而改变自己写作的初心与路径。

其实，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翻译，都是有关不同文化不同族群不同语言间的相互的理解与沟通，按佛教观点讲，这就是一种巨大的善业。

但中国文学在被翻译过程中还得准备好接受种种非文学的挑战与考验。

在我的嘉绒母语中，把翻译叫作有两条或两条以上舌头的人，在更遥远的古代，一个把大量佛经翻译为汉语的外国翻译家鸠摩罗什，也说翻译就是用舌头积累功德。

今天在中国西北的一个地方，还筑有一个高塔，人们相信，塔下就藏着鸠摩罗什的舌头舍利。

今天，在这个确实存在着不同的意识形态的世界上，一方面我们热切地期待着走向世界，但也要警惕来自外部的意识形态对我们的文学可能造成的伤害。

而翻译家们如果能够坚持基于人、基于文学的那些最基本的原则，向世界介绍中国的作家与中国的文学，也会在人类交流史上造成一个巨大的善业。

而在我看来，一个中国作家，也只有书写了真正基于中国人感受的文学，基于汉语这种语言，并对这种语言有所创新、有所丰富、有所发展的文学，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世界文学。

（2016年9月9日）